记者 姚颖康 摄

　　【人物名片】

　　包海涵，杭州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总工程师，教授级工程师。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培养的首批城市规划大学生之一。1964年，包海涵入职杭州规划系统。改革开放以来，杭州共进行了两次总体规划的编制，包海涵不仅两次亲手绘制了杭州“总规”草图，更多次参与杭州“总规”及各专项规划的编制与修订，被后辈们亲切地称为杭州规划的“活地图”。

　　近2米宽的规划手稿，几乎将桌面铺满，滨江、下沙、钱江新城……年过八旬的包海涵拿着放大镜，一处处点过去，细细端详。

　　以20年为一轮，改革开放40年来，杭州共进行了两次城市总体规划编制。而这两次“总规”的草图，均出自这位杭州最资深的规划师笔下。

　　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化浪潮推动下，“三面云山一面城”的杭州，一步步蝶变为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而描绘这些图景的包海涵，就是其间最真切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一次埋下伏笔的修编：

　　从西湖迈向钱塘江

　　站在杭州城市阳台上，前方是怒放的奥体“莲花”，身后是璀璨的“日月同辉”，浩荡的钱塘江水奔涌不息，似乎昭示着沿江两岸不可阻挡的崛起之势……

　　每一次来到这里，包海涵都心潮澎湃。这幅“拥江发展”的宏图，早在30多年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包海涵清晰地记得，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和政府对城市规划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浙江省、杭州市抽调精干力量，专门成立“总规编制工作组”，全力实施改革开放后首轮杭州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

　　“因为经济实力等多方面因素，以前的城市规划很难真正落地。可那一次，我们得到指示：不要顾忌，全力放手去做！”包海涵敏锐地意识到，中国要变了，杭州要变了！

　　当时的杭州市建设局规划设计处，在靠近西湖的井亭桥。一个大开间办公室内，还是技术员的包海涵和同事们一起，带着无比兴奋的心情，一笔一画勾勒出《杭州市总体规划（1980-2000）》的首张草图。

　　“那时没有电脑制图，我们要用铅笔和24色水彩笔，一笔一笔地画。又是夏天，也没有空调。为了避免汗水打湿图纸，我们用毛巾裹住脖子、肩膀、手臂，汗流浃背地干……”

　　1983年，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杭州市总体规划（1980-2000）》获国务院正式批复。然而，这份被所有编制者认为将“引领杭州20年”的蓝图，很快就“落伍”了。

　　“改革开放带来的爆发力，让城市发展的速度远远超出想象。”包海涵说，“1978年编制‘总规’时，预计2020年杭州市区总人口才达到100万。可事实上，这个数字1985年就突破了，比预想的整整提前了35年！”

　　杭州“总规”不得不经历一轮又一轮的修订，规划师们穷极想象，为杭州谋划最长远的未来。

　　“我们开始考虑，当经济快速发展、人口爆发性增长，未来杭州人在哪里工作、居住？杭州该往哪个方向扩展？”包海涵说。

　　原本的杭城依湖而建。然而当时的深圳特区还有后来的上海浦东新区，都印证了一个道理：合适的新空间，将为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福利。“我们认为，杭州‘东扩’比‘西迁’更有利。一来，杭州西北部多山、多水，不利于发展经济；二来，杭州的东南部面向钱塘江，自然条件优越，水面宽度是黄浦江的两倍以上。”包海涵说。

　　经过反复研究论证，杭州最终决定，引领城市“东扩”，将市中心向钱塘江转移。

　　从那以后，杭州“总规”修订飞速突破原有版图——1985年，包海涵规划了现今杭州火车东站和钱江二桥周边的路网和用地；1996年，杭州版图首次跨过钱塘江，高新区（滨江）跃然纸上；2001年，萧山，余杭撤市设区，杭州市区面积由430平方公里一举跃升至3068平方公里；2017年，临安成为杭州第十区，杭州也全面开启“拥江发展”时代……

　　从“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代”，从以西湖为中心迈向西湖、钱江新城双中心，杭州稳步走在世界名城之路上。

　　一场惊动全国的争论：

　　西湖边能不能建高楼

　　很少有人知道，今天“浑然一体”的西湖山水，得益于20多年前一场惊动全国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西湖边能不能建高楼？

　　上世纪80年代末，全国各地在城市发展中，都遇到了类似困扰：自然、人文景观，该不该为城市发展“让路”？

　　“西湖边建筑‘高度之争’，其实就是城市发展的‘理念之争’——如何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关系？”包海涵说，“争论激烈到什么程度？开会时争论，下班后争论，还有人投稿到报社、不断给省市领导写信表达自己的观点。”

　　最终，1990年4月1日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一锤定音，这部中国在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方面的“第一法”，明确了加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自然景观等内容。

　　杭州趁热打铁，以西湖为圆心划了一个“保护圈”，其中临湖建筑限高18米之内，为西湖守住了“天际线”。

　　此后，杭州“要开发，先保护”的城市发展理念逐步完善，并在各个领域发挥作用。包海涵对此如数家珍——

　　叫停河坊街的拆除，并进行保护性修复，让古色古香的老街魅力再现；为动迁两棵300年的老樟树，政府耗资上百万元，且不惜延缓中河高架修建进程；在寸土寸金的西溪湿地，建立全国首个国家湿地公园……

　　2011年，西湖申遗成功；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时至今日，保护这座城市的每一棵树、每一处文化遗存，已经成为所有杭州人心中铭刻的信条。包海涵感慨地说：“如果没有当初的坚持，今天的杭州从何而来？”

　　一批首次出现的民生图标：

　　城市规划坚持以人为本

　　包海涵在家里，只要不睡觉，电视机永远是开着的。一旦听到有杭州城市建设方面的消息，他会立即放下手头的事跑过来看：哪个车站启用了，哪条路通车了……然后摊开《杭州市总体规划（2000-2020）》一一核对。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部分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片面追求物质生产的现象，那么跨入新千年以后，“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理念，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浙江在研究杭州城市化发展战略问题时，也明确要求杭州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要义。”包海涵说。

　　展开这幅比例为1比10万的规划图稿，包海涵指着一个个“小图标”对记者说：“这张图所描绘的杭州，已经与如今我们所熟知的城市形态基本一致。但与过去不同的是，在产业区块规划基础上，图上出现了大批‘民生’新图标，包括高速公路、地铁、快速路网等。”

　　翻开2000年以后杭州“总规”的各个修订版，可以明显感受到民生项目所占据的比重越来越高，显示政府的规划正在努力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例如，2007年国务院批复的《杭州市总体规划（2000-2020）》，首次明确了杭州“一主三副”“六大组团”的空间布局，即将杭州划分为多个片区，每个片区建立各自的生产、生活体系，尽量避免市民因“钟摆式移动”造成的交通拥堵。

　　2016年再次修订获批的杭州“总规”上，“六大生态带”构成了遍布杭州的绿地景观系统，10条总长406公里的地铁线路、“四纵五横三连十一延”快速路织成贯穿全城的路网。

　　新时代要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并“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让包海涵倍感欣慰与期待的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精神不断落地生根：在他退休以后，后辈们突破地域限制，将城市规划向更广、更纵深的领域推进——

　　向外，杭州布局“一心八射”都市区域城际轨道交通网，不断提升城市能级。最新“总规”确定，2020年前，杭州将与周边区域构建“1小时通勤网络”，并从水资源、大气等方面加强一体化对接，积极打造长三角的“金南翼”和亚太门户枢纽，加快杭州城市国际化步伐。

　　向内，杭州率先推出“驻镇乡村规划师制度”，逐渐深入到过去不曾涉足的“毛细血管”。大批规划师开始走进小城镇、走进乡村，将一个城郊集市、一座郊野公厕、一间乡间民宅都纳入规划设计范畴，为城乡协同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让远离城市中心的人们也能享受“同城待遇”。

　　城市不断发展，规划永无止境。这位年逾古稀的老规划师，一如当年他手绘的第一份杭州“总规”时那样，对未来充满憧憬：“我相信，再过40年，杭州一定会比现在更好；生活在这座城市，一定会越来越幸福！”

　　【观察者说】

　　改革之利

　　城市之幸

　　40年来，神州大地，春风化雨。在新一轮城市化浪潮中，杭州以前瞻性、科学性的视野，一任接着一任干，始终跟随着时代的进步，抓住了每一次发展机遇，才有了今天向着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稳步进发的好形势。

　　从包海涵的讲述中，记者深切地感受到，杭州的城市之幸，莫不得益于改革之利。

　　因为改革，我们勇于开拓创新。紧抓经济蓬勃向上的机遇，杭州果断开启了城市“东扩”的进程，从“西湖时代”大步迈向“钱塘江时代”，为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因为改革，我们敢于坚持正确的理念。在面临发展与保护的抉择时，杭州以超前的谋划，守住了环境与历史文化遗存的“红线”，留存了城市的“底色”与“文脉”。

　　因为改革，我们不断大胆想象，抓住时代机遇。在国家重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的大时代，杭州借力G20峰会、亚运会等重大机遇，把城市国际化作为未来发展的标杆，加快城乡统筹发展，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江经济带建设，加快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启建设世界名城的新征程。

　　“在杭州做规划很有成就感。”一位80后规划师这样说。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包海涵”们已将“接力棒”交到了年轻一代手中。砥砺奋进，携梦想同行，杭州的下一次腾飞正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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