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2026中非数字能力建设合作大会上，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在杭州滨江正式启用。

　　一周前，30多名非洲数字领域官员和企业代表已提前抵达，参加非洲数字发展与转型高级研修班。这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中国“为发展中国家培养5000名数字技术人才”承诺的首个“回响”。他们走进海康威视的智能工厂、正泰的数字能源展厅、海创园的低空起降场，从数字基建、数字能源、智能物联到人工智能，一路追问“成本多少”“能否适配”。

　　一周后，他们坐在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的三楼洽谈室里，和浙江企业面对面对接需求。中心一楼大厅，8个服务窗口开始试运行，认证检测、报关报检、外汇结算、法律合规——企业出海非洲最关心的几件事，被装进了同一个空间。

　　从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共建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到中心正式启用，这条路走了近两年。这个国家级平台为什么落在杭州滨江？它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

　　为什么是滨江

　　一张问卷比一块牌子更早

　　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的落地，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时间差。

　　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布共建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2025年初，外交部、工信部开始选址，北京、上海、深圳、长沙都在候选名单上。

　　而滨江的动作，比国家部委的考察更早更实。2025年4月，滨江区经信局在杭州市经信局支持下已经向区内、市内近百家企业点对点发放了一份电子问卷，内容细到“在哪些非洲国家已有业务或分支机构”“想去非洲哪个国家拓展业务或设立分支机构”“近两年内是否有海外活动计划”等。最终，三分之二的有效反馈，全部表达了对非业务拓展或对接的需求。

　　“企业有需求，这是我们想争取这个国家级平台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工作的动力。”滨江区经信局相关负责人说，等2025年11月中心正式获批后，区里又做了一轮更大范围的公开调研和座谈，这次颗粒度更细——企业最需要哪些出海服务，哪些事项最“卡脖子”，全部让企业打勾排序。

　　后来，中心一楼那8个服务窗口，就是从这些问卷里“长”出来的。认证检测、报关报检、法律合规、金融财税、小币种结算——没有一个是“拍脑袋”定的。

　　这解释了中心为什么最终落在滨江。表面看，是这里的产业承载力：杭州作为全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第一方阵城市，从“六小龙”到“新八骏”，科创生态从单点突破走向集群成势，而滨江是杭州数字经济最密集的板块，紧邻机场高铁，国际化程度高。这里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70%，数字经济产业链完备。但更深层的原因，是滨江在这个国家级平台落地之前，就已经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企业需要什么、非方来可以对接什么。

　　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相关负责人指出，滨江的产业结构和非洲当下的需求，存在一条可以对接的接口。南苏丹信息、通信技术与邮政服务部部长阿特尼·韦克·阿特尼告诉记者，非洲目前数字基础设施仍处在早期阶段，最紧缺的恰恰是中国的企业最擅长的——数字安防、智能制造、能源数字化和跨境支付。

　　换句话说，非洲需要的是这些数字企业过去十年刚做完的事。

　　从“点对点”到“平台化”

　　中心改变的是什么

　　过去，中非数字合作并非空白。华为、阿里巴巴、正泰、大华等龙头企业在非洲早有落地项目：在埃及，正泰参与承建了当时世界最大的光伏电站之一——本班光伏产业园中的165.5兆瓦电站；新华三参与建设安哥拉全国税务系统，覆盖1200万纳税人……

　　但这是“点对点”的生意。大量中小企业却找不到北——他们不知道非洲哪个国家有什么需求，不知道外汇怎么结算，不熟悉当地法律环境，甚至不知道对方用不用得上自己的技术。反过来，非洲国家代表团来华，往往只能去一两家大企业参观，带走的是一两个项目的信息，而非中国数字产业的完整图景。

　　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要做的，正是改变这种信息不对称。它把原来分散的、偶发的、不可复制的合作，变成一个常设的、可查询、可对接的平台。

　　中心设有成果展示中心和出海服务中心两大功能区。成果展示中心面向非洲需求，陈列中非合作典型案例和可输出的技术方案，这里还设有可容纳120人的多语种报告厅和洽谈室；出海服务中心面向企业，一楼8个服务窗口集中办理认证检测、报关报检、法律合规等高频出海事项，二楼设有可容纳近50家孵化阶段企业入驻的孵化空间。

　　这种“平台化”体现在三个细节里。

　　第一个细节，是展示中心的匹配算法。中心的后台系统录入了几百家中国数字企业的案例，标注了每家企业在非洲哪些国家有业务、想拓展哪些国家。如果来访的是苏丹代表团，和苏丹相关的企业案例和解决方案会在突出位置或更高频率呈现在主页上，来访者就有更高概率选择和点击，就能看到这家企业的技术方案和非洲业务。这意味着非洲代表团不需要跑十几家企业，中心已经替他们做了一轮筛选。

　　第二个细节，是出海服务的“去政务化”。与过去企业出海服务中心多为政务审批窗口不同，中心考虑到浙江电子政务水平已经很高，政务类事项被集约到一个柜台提供辅助办理，窗口主要留给生产性服务业。中心在前期调研时摸排企业出海的高频需求，从外汇结算到小币种收付，企业“走出去”前最关心的几件事，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中心还与中国信通院等高端智库合作，每年更新20个非洲国家数字和信息通信领域国别研究报告，未来还将打通线上平台，让非洲企业不来中国也能找到中国数字企业的技术方案，借助人工智能通过自然语言表述就能完成产品设计并匹配中国的制造供应链。

　　第三个细节，是商业模式上的克制。中心没有大包大揽，而是从一开始就锚定“市场化运营”的方向。法律服务窗口用免费咨询换企业资源，孵化空间租给对非业务的中小机构。这种“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的边界感，恰恰是平台能活下来的前提。

　　平台的价值，已得到了验证。大会期间，来自肯尼亚的数字领域官员在参观完新华三集团杭州总部展厅后，明确表达采购意向。中心的“对接效应”在启用后持续释放：华为与南苏丹代表团在大会期间依托中心展开深入合作交流；突尼斯通用技术部通信技术司司长明确表示，希望加快提升突尼斯低轨卫星通信服务能力，并欢迎浙江时空道宇后续赴突尼斯深化合作；加蓬数字经济部长技术顾问提出，希望中心协助对接华为洽谈KIMBA项目框架下的具体合作。

　　这在中非数字合作的传统模式里并不常见——过去，这样的对接往往要等上几个月甚至更久。中心要做的，就是把这种“偶发”变成“常态”。

　　一笔长远的账

　　从“滨江窗口”到“全国枢纽”

　　中心启用当天，三楼洽谈室里坐着的，大多数还是杭州和滨江的企业。这个起点很现实：中心建在滨江，自然先服务“身边的企业”。

　　但中心的目标不止于此。

　　展示中心里陈列的案例，虽然目前以浙江企业为主，但运营团队已经启动全国遴选。2026年，中心正在面向全国征集遴选20个中非数字合作示范项目，将在下一年度大会发布。“我们希望把全国各省的数字技术方案都汇聚到这里，非洲代表团来了，不用跑十几个城市，在滨江就能看到中国数字产业的全貌。”中非数字技术合作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另外，线上平台一旦打通，非洲企业不入境也能查询、对接中国各地的技术方案，中心就从物理空间变成了数字枢纽。那时，“落地滨江”和“服务全国”不再矛盾——滨江提供的是平台运营能力和产业组织能力，这是比输出几个项目更值钱的东西。

　　中非数字合作，本质上不是一笔快钱。

　　非洲市场分散、基础设施薄弱、外汇管制多、回报周期长。一个数字安防项目从接触到落地，可能比国内多花两三年。单看任何一个项目，都不如国内一个智慧城市订单来得快。但放在更大的背景里看，这笔账要换个算法。

　　2026年，是中国与非洲国家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70年来，中非关系从“兄弟”叠加“伙伴”。过去是援建铁路、港口、医院，现在到了数字基础设施的窗口期。非洲正在经历从2G到4G、从无电到有电的跃迁期，技术标准尚未固化。中国数字产业在国内已经进入存量竞争阶段，而非洲数字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

　　更关键的是，数字技术合作从来不只是商业问题。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正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中国需要更多国家理解、接受中国的技术方案和治理逻辑。非洲有全球最年轻的人口结构，未来三十年，这里将新增数亿互联网用户。他们第一次触网时用的是谁的设备、谁的平台、谁的标准，将在很大程度上塑造未来全球数字生态的格局。

　　8月28日，中心一楼大厅，8个服务窗口的灯亮了起来。一位非洲官员站在展示屏前，手指划过滚动呈现的企业案例，对身边的翻译说：“这个，我们国家用得上。”

　　这句话，或许比任何战略定位都更准确地描述了中心存在的意义。

　　从一份提前发出的问卷，到一排按企业需求排序的服务窗口，再到新华三展厅里肯尼亚分析师当场表达的采购意向——过去两年，滨江把“中非数字合作”从外交话语变成了一连串可操作的动作。

　　一切才刚刚开始。但窗口已经亮灯，第一单意向已经产生。接下来要做的，是让这样的“偶发”变成“常态”，让滨江这个“摆渡人”的角色，从杭州走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