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有时候，选择比做对更为重要，就像当年马云带着创业团队从北京回到杭州。
如果，让你在全国选择一个城市做创业“根据地”，你会选择哪一个呢？《2018国家信息中心城市创新创业生态指数》排行榜出炉：北上深列前三，杭州居新一线城市首位。双创指数主要从产业主体、研究主体、培育主体、政策扶持、市场活跃、资本助力、平台载体、科创服务等不同维度考量城市双创生态，构建了一套具有科学性、严谨性、相关性和可比性的指标体系，并运用海量数据计算得出的结果。
杭州为什么能成为“双创”领跑型城市？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双创”不仅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扩大就业的有力支撑、发展分享经济的重要推手，也是收入分配模式的创新、促进社会公正的有效途径。对于城市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杭州来说，“双创”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如今，杭州“双创”成果丰硕，不少企业从草根的创业团队，到高成长企业乃至行业领域的精英，政府提供的各项服务政策功不可没。
精心筑“巢”，搭建“双创”载体
今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席卷杭州，越来越多的人才走上了创业道路，而创新创业离不开孵化平台、“双创”载体的搭建。近年来，杭州大力培育各类“双创”载体，各种空置的厂房、仓库、园中园等被打造成海创园、众创空间、特色园区、特色小镇等各具特色的新平台，构建起“承载梦想”的微空间。2015年杭州市出台《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施意见》，要求全市大力发展市场化、专业化、集成化、网络化的众创空间，并对众创空间给予众多扶持政策，如，针对创新创业主体设立时要求放宽市场准入，实施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加大财政和融资扶持力度，给予各众创空间20万-30万元的资助；扶持众创空间联盟，对开展全市性的创业活动最高给予100万元的资助，从而积极引导众创空间的健康发展。杭州共集聚市级以上孵化器205家和众创空间341家，其中国家级孵化器数量居全国副省级城市首位。
大学生创客群体往往是有梦想、有激情、有知识、有创意，却面临着无资本、无经验、无市场、无支撑的困局。杭州有让他们梦想成真的地方，在梦想小镇，房租可以免费，WiFi免费，云平台免费，梦想小镇自2015年3月28日开门迎客以来，12个旧时大粮仓改造而成的“种子仓”，成为“泛大学生”“双创”的办公场地，吸引全国乃至全球怀揣梦想的青年在杭州集聚，帮助年轻人实现从无到有的梦想转换。
杭州以建设“特色小镇”为契机，建设优质的平台载体，打造“苗圃—孵化器—加速器—产业园”四级联动双创孵化体系，培育“双创”的“营养基”，搭建一流的“双创”载体。
尽心引“凤”，培育“双创”主体
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双创”活动中最为活跃、最为积极的因素。人才强则产业强，要支撑城市新旧动能转换，就必须建设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双创”人才队伍，提高原始创新能力。
杭州市政府坚持把人才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发挥政策叠加效应，助推产才融合发展。杭州不断创新各种综合性人才政策：2005年出台《关于加强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2007年推出《杭州市关于建设创新型人才队伍的若干意见》；2010年启动了全球引才“521”计划；2015年颁布《关于杭州市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人才及团队引进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即“人才新政27条”，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创业创新人才和团队给予资助、户籍、住房、医疗、社保等各种优惠政策；2016年杭州又推出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若干意见22条”，2017年市级财政投入4.06亿元用于深化人才发展。近年来，杭州在第三方机构评估中人才净流入量、海外人才净流入量都稳居全国第一。
倾心引“资”，服务“双创”企业
人才和资本并举，才能将“双创”链条构筑好。杭州较早在“科技金融”领域进行了探索，尤其重视“风险投资”行业对“双创”的促进作用。2008年杭州市财政出资10亿元设立政策性创投引导基金。2010年杭州市出台《促进我市股权投资业发展实施办法》，2012年又出台《补充意见》，通过完善鼓励政策，促进杭州股权投资业发展，出现了产业资本集聚、新兴产业大发展的良好局面。2015年，杭州市政策性创投引导基金和硅谷银行合作，设立人民币风险投资基金，拥有覆盖种子期、初创期和成熟期等各环节的股权投资引导基金。优质服务是双创的腾飞条件，杭州市政府曾率先设立1亿元天使引导基金，按照“阶段参股、保本退出”的形式投资符合条件的天使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加大对初创企业的投资力度。天使基金、股权机构在梦想小镇搭建孵化平台，公开招募专业运营机构，大力培育众创空间，为企业提供专业化、市场化、多样化的新型孵化服务。
杭州已成为年轻创新创业者向往的互联网之都，“双创”也是当下杭州最热的话题之一。“双创”不仅是杭州经济的“新引擎”和“新动能”，更是各类人才实现自身价值，努力实现梦想的良好途径。面对经济“调速换挡”中出现的下行压力，千千万万活跃的“双创”主体，他们的“创能量”正调节市场的积极因素，消除体制机制中的弊端和痼疾，最大程度地激发着个体与市场的活力。
（作者系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