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奥体中心主体育场

　　浙江在线-杭州频道7月22日讯（记者 张彧 沈琳 马赛洁）钱江南岸，一“莲”绽放。

　　这个7月，作为杭州亚运会的主场馆，被称为“大莲花”的杭州奥体中心主体育场很忙——

　　7月9日至11日，“韵味杭州”2021田径邀请赛在此举行。这是“大莲花”迎来的首场大型赛事，也是为亚运“热身”。

　　7月20日，杭州2022年第19届亚运会开幕式主创团队正式公布。“大莲花”作为开闭幕式及田径项目举办场地，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同处杭州的浙江大学，有一位89岁的老人始终关注着这朵“钢铁莲花”的“生长”。

　　老人名叫董石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教授、博导，曾主持、参与首都体育馆、国家大剧院、水立方、上海世博会世博轴等著名建筑的相关科研攻关。

　　董石麟的名字，在中国空间结构的发展史中熠熠发光。如今耄耋之年的他，仍担任杭州亚运会奥体中心主体育场的专家顾问组组长，照看着这朵“大莲花”。

　　“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杭州人，只是一辈子做了一件喜欢的事。”就在这样的娓娓讲述中，我们渐渐走进他的内心世界——

董石麟

　　想造没有柱子的大剧院

　　2021年5月的一天，“大莲花”工程现场指挥部的办公室里，响起了一阵激烈讨论声。

　　由于电视转播要求4K超高清，需要增加10吨左右的灯具荷载，但这个新增的重量，钢结构的“骨架”撑得住吗？这个问题，已经讨论多次，却始终争不出一个“标准答案”。

　　“增加照明，不是对罩棚钢结构的改造，应该没有问题。”董石麟温和而有力的声音，让悬而未决的争论一锤定音。

　　作为“大莲花”专家顾问组组长，董石麟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参加专家讨论会了。为什么会这么关注“大莲花”？老人笑了笑：“我是杭州人，为了家乡的大事，自然是要出一分力的。”

　　董石麟的老家在杭州临平区的塘栖镇。在他心里，乡愁是这座江南古镇上的一条条河道、一座座石桥，还有那根总会闯入他回忆的剧院柱子。

　　“那根大柱子，可以说种下了我梦想的种子。”已不知是第几次聊起这个故事，但董石麟依然谈兴甚浓。

　　当时车马很慢，生活也没有太多消遣。小时候除了学习，让董石麟最开心的事大概就是看戏了。“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票，剧院里一演绍兴戏，心里就痒痒。”

　　每当演出临近散场的时候，他就和小伙伴想办法混进去，看个尾巴过过瘾。当时浙江乡村里的建筑，多以木结构为主。“剧院中间有很多柱子，挡住了我们的视线。我当时一边看戏一边在心里暗暗许愿，总有一天我要造出没有柱子的大剧院，让所有人都能看得到舞台。”

　　梦想的种子就此种下。“想造没有柱子的大剧院”成了董石麟求学的方向。1955年，董石麟从同济大学毕业，考取了公派留苏的名额。彼时百废待兴的中国，对全新建筑理念与技术的需求如饥似渴。

　　在诸多的选项面前，董石麟毫不犹豫地选择去莫斯科建筑工程学院攻读大跨度空间结构专业，师从国际著名空间薄壳结构专家符拉索夫教授。“一是为了实现小时候的梦想；二是当时的我，已经对国外的建筑技术有所了解，所以更觉得一定要出去看看。”

国家大剧院

　　人这辈子做好一件事就行

　　“他是我们的技术支撑，没有以董石麟院士为首的专家委员会，说实话，我心里是没底的。”说起十多年前和董石麟结缘，“大莲花”的建设单位杭州市奥体中心滨江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总工程师王靖至今记忆犹新。

　　2009年，杭州市奥体中心主体育场“大莲花”正式奠基开工。如何解决相关技术难题？我国空间结构领域的首位院士，曾担任鸟巢、水立方等奥运场馆的专家顾问，在浙大任教的董石麟，成了王靖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我以为我要费很多口舌，结果董老一口答应了。”

　　董石麟的热心，一直贯穿“大莲花”的建设始终。“只要我们有问题，他一定会过来参加研讨。”王靖回忆，在一些关键节点遇到技术难题，很多时候都是董石麟在“解扣”。

　　“解扣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自我挑战的过程。”听到我们转述王靖的评价，老人摆了摆手，“每一个建筑都像是一个孩子，千人千面，遇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

　　董石麟，从来都是一个拥抱挑战的人。

　　1960年，董石麟从苏联学成回国。经过数年工程实践，开始把研究方向转向重量较轻的网架结构。他说：“我想给中国的建筑做点减法。”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是一条此前中国建筑界少有人走的道路。这既是董石麟对职业方向的选择，也是他对时代的回应。

　　1968年，建设首都体育馆时，董石麟将自己关进办公室整整两周。“当时的条件不如现在好，我们借用了中科院每秒万次的计算机，但部分结果还需要进行手算，才能把误差控制在5%内。”就这样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在稿纸上手算出128个联立方程式，最终完成了最核心的计算任务。

　　看到一座内部无柱、现代化大跨度的体育馆，从图纸走进现实，董石麟像个孩子般地笑了，“有一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而在为北京奥运会建设“水立方”时，他又和“水泡”较上了劲。

　　“水立方”的设计灵感来自于“水泡”，但怎样真的实现这个如梦似幻的构想？在此之前，国内外没有任何工程先例可以参考。但作为“水立方”结构科研攻关团队的负责人，董石麟带领浙大空间结构研究中心的科研团队接下了这个挑战。

　　“水泡”是轻盈的，支撑这种“轻盈”却需要一个造型独特的大力士——“新型多面体空间刚架结构”。而“水立方”对设计施工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水立方”中，节点将同时受到轴力和弯矩等多种力量的牵拉，其难度成倍增加。

　　董石麟和他的科研团队一起对空心球节点 “庖丁解牛”，最终攻克了这个难关。

　　回首数十年，一波又一波技术浪潮风起云涌。但董石麟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在一个又一个国内外重大工程中，留下自己的足迹：世界上覆盖面积最大的张拉膜结构、上海世博会世博轴，国际上跨度最大的空腹网壳结构、国家大剧院……

　　“人这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行。”董石麟说。

上海世博会世博轴

　　知识的力量不该关在研究室里

　　每天上午，董石麟都会骑着自行车，从浙大的教工宿舍求是村前往浙大土木科技馆4楼，指导自己的4位“关门弟子”。很难想象，这个衣着朴素的骑车老人，就是我国空间结构的奠基人之一。

　　这段700多米的路程，董石麟已经走了整整36年——1985年，荣誉等身的他毅然谢绝了国内外多地邀请，从工作20多年的北京回到故乡杭州，来到浙江大学任教。此后多年，董石麟始终在行业领军者、团队领导人和“火种”传递者三种角色间游走。

　　坐而学，兼起而行。“知识的力量，不该关在研究室里。它应该成为不断前行的催化剂。”这是董石麟一直以来的治学态度。

　　刚到浙江大学时，董石麟和他的团队成员常常在休息日骑着自行车，把学校最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带到工厂，手把手地教工人们怎么设计产品，怎么控制质量。

　　有了董石麟这样的“学院派保姆”，曾经的小作坊加速转变成机器轰鸣的大工厂——原来员工不足100名，年产值不足80万元的乡镇企业萧山蜗轮蜗杆厂，很快迸发了新的生命力。“我把国内外专家请来指导，在学校和厂里设立博士后工作站。”董石麟说，自己常开玩笑，“我不是厂子里的人，干的全是厂子里的事。”

　　受益于董石麟及其团队的推动，不少企业收获了“阳光雨露”。浙江东南网架集团公司、杭州大地网架制造有限公司等多家空间钢结构企业已在行业中脱颖而出；依托浙江大学创建的浙江省空间结构重点实验室，一批杭企正在向国际一流钢结构企业迈进……

　　董石麟常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知识的火种，永远需要代代相传。”

　　当我们谈到他在中国空间领域的地位，董石麟低头笑语：“我只是作了一点点贡献。”但一说到自己学生参与的作品，这个培养了120余名硕博高材生的老人就打开了话匣子，如数家珍：北京大兴机场、昆明机场、深圳机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场馆……

　　那是桃李满天下的他为中国空间结构点燃的“星星之火”。

浙江大学结构实验室结构模型

　　还是当年那个柱子背后的少年

　　我们在董石麟的面前，铺开一张地图，请他圈选出3处他最喜欢的杭州建筑。

　　董石麟沉吟片刻，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大小莲花”（杭州市奥体中心主体育场和网球馆）、杭州大剧院、钱江新城沿江“天际线”（城市高楼建筑群）。

　　还没亮出选择的标准，董石麟先和记者细数起杭州近百年建筑的变化。解放前杭州最高的建筑是在解放路上的西华大楼，7层高，人称“七重天”。

　　时代浪潮滚滚而至，在董石麟的眼中，杭州也逐渐成为一座现代都市。城市天际线越来越高，建筑跨度也越来越大。

　　在他看来，建筑应该是有温度有表情的，它关乎这座城市里人们的一喜一哀。董石麟说：“浙江要打造具有江南特色的文化强省，那么新建的建筑一定要有个性创新，要有美感。就像我选择的3个建筑，在这方面都很有特点。”

　　董石麟认为，建筑不能千篇一律，未来要尽可能多地使用轻型材料，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保证舒适度和美观度。

　　见证了中国空间结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89岁的董石麟至今仍不停步，在他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中国要成为世界空间结构领域强国。“空间结构是一个国家建筑技术水平的集中体现。目前，我们在建筑领域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差距。如果在原始创新和加工精度上再使把劲儿，我们一定能把中国从空间结构大国建成空间结构强国。”

　　“每每想到这样的强国梦，我就觉得自己还是当年那个柱子背后的少年。”董石麟斩钉截铁地说，“中国现在不缺人、不缺建材、不缺技术，缺的只是时间。我相信再过三四年，这个梦想有可能就会实现。”

　　老人嘴角带笑，眼中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