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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丨骄阳与异味共舞 体验天子岭“最热最脏”岗位

铺膜工站在垃圾堆上整理刚铺上去膜的边角 记者 王逸群 拍友 吴玉琳 摄

  浙江在线-杭州频道8月9日讯(浙江在线记者 赵路 王逸群 见习记者 章忻)跪在滚烫的塑胶膜上,和着“1,2,3”的号子声,我们用力地向前推动着。鼻尖,距垃圾不到半米;脚下,时有污水涌上来。热浪裹挟着恶臭,不断地向我们袭来,喉咙不停地干呕。随着塑胶膜的不断铺开,原本裸露在外的垃圾,逐渐消失于眼际……从天子岭回来后,这个经历片段,就反复在我们的脑海萦绕。

  7月26日,我们来到杭州拱墅区半山街道石塘社区的天子岭——杭州主城区唯一的生活垃圾填埋场,跟着6名铺膜工为垃圾“穿外衣”。

  杭州清洁直运与处理工作,共需10余个工种来衔接。其中,填埋场的铺膜工是与垃圾距离最近、接触时间最长的群体。当生活垃圾被运抵后,他们需要为之覆上塑胶膜,做好密封、补漏等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异味的散发,并为收集沼气发电创造条件。

  我们清晰记得,那天,杭州发布了今夏首个高温橙色预警,最高气温达37.7摄氏度。

烈日下,记者赵路(右二)和铺膜工们一起匐地铺膜 记者 王逸群 拍友 吴玉琳 摄

  第1步 穿衣  

  匍匐铺膜,吸进鼻孔都是臭味

  午后的阳光,明亮得令人眩目。下午1时许,我们登上了天子岭山顶。眼前,是令人震撼的一幕:山谷平地间,到处铺覆着的黑色塑胶膜,因光线的折射和反射作用,仿佛变成一面大镜子,也将头顶的天空衬托得更加湛蓝。山谷之外,是层次分明、不断走高的城市天际线。

  若非不断钻进鼻尖、让人无处躲藏的酸臭味,我们很难想象,这就是天子岭,杭州的“静脉”,每日为500多万主城区居民,消解4000多吨生活垃圾的地方。

  铺膜工的休息室,紧挨着填埋库区。“上吧!”今年51岁、晒得黝黑的袁建良,高兴地朝我们挥了挥手,又有些迟疑地问道,“真要跟我们去盖垃圾?我怕你们受不了。”

  待我们换好工作服,戴上草帽,袁建良便带队出发,奔向今天要铺膜的场地。放眼总面积23万平方米的天子岭,也只有在此处,可看到裸露着的垃圾。挖掘机轰鸣作业,将一个个小山包铲平。倒翻之间,异味跟着热浪扑鼻而来。还未上场,我们已干呕不已。

  走到铺膜区边,我们停了下来。这时,推土机已送来几大卷膜。这种材质为“高密度聚乙烯”的塑胶膜,厚度为1毫米,每张膜宽6米、长50米,具有密闭、隔热等功能。铺膜工首先要做的,就是给垃圾穿上这层独特的“外衣”。

  铺膜即将开始。这时,我们手持温度计,悬空测量,室外气温:43℃。44岁的铺膜工曹国强递来口罩,示意我们戴上。“天这么热,再捂一层口罩,太难受,不戴了!”面对我们的“逞强”,曹国强笑着把口罩塞进我们的口袋,“拿着吧!相信我,如果不戴口罩,你肯定会吐的!”

  踩上作业区,需要很大的勇气。尽管明知隔着塑胶膜,但向前行走时,双脚一会儿软绵下陷,一会儿又被硬物硌着,让人不禁头皮发麻,无法细想。但我们要面对的显然更多。面对厚厚一卷膜,袁建良他们并排列队,自然地双膝跪地,伸手抵住塑胶膜,借助身体的重量,边匍匐前进,边将塑胶膜一点点铺开,推到垃圾上。

  一卷膜的重量超过200公斤。即便尽全力在推,我们仍感觉前行困难,进度很慢。

  “1,2,3;1,2,3……”大家不自觉地喊着号子,齐齐发力。汗水不断从脸颊和指缝间滴落,洒在塑胶膜上,很快又被蒸发升腾到空气中,只留下微微发白的小小汗渍。

  膝盖处,塑胶膜表面的高温,很快穿透粗布面料,炙烤着皮肤,产生火辣辣的疼痛感;鼻尖不到半米处,就是成堆的垃圾,熏天臭气无情地钻过口罩,让人产生强烈的呕吐感。摸出温度计,放在膜上:74.6℃。这个温度,足以烤熟鸡蛋。

  塑胶膜铺完后,我们退到了作业区外。这时,袁建良他们又直接在垃圾堆上来回奔走,反复拉扯调整膜的位置,尽量减少垃圾裸露的面积。紧接着,他们又将收集沼气的管路,埋设到塑胶膜的下方;再用焊机,将新膜分别与老膜、管路焊接密封,使整个垃圾堆形成密闭的环境。垃圾的异味,就这样被“锁”了起来。

  当天下午,这支小队前后铺了3张膜,持续工作约1个小时。整个过程中,我们数次干呕,高温和异味引起的中暑反应,还模糊了视线。刚换上的工作服已被汗水浸湿,手掌、膝盖上都被烫出了红印……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天子岭的铺膜工都在这样的境况下劳作着。

  “怎么不想办法避开这个高温时段?”我们问。袁建良解释说:“凌晨开始,清洁直运车会不断地把‘新鲜’垃圾送来。据当天的倾倒量,我们会划定一个铺膜区,用机械堆出一个6米到7米高的垃圾山,并把垃圾逐层推平、压实。这些步骤做完,往往就是午后了。紧接着,我们就开始铺膜。”

  给垃圾“穿好外衣”后,他们就地靠着铲车坐下,打开水壶,大口大口地喝水,没有丝毫避讳。这让我们想起一个细节:进出休息室时,他们都会脱下鞋子,摆放在门口。“这是我们上班期间,唯一干净的地方。”袁建良这么说过。

  天子岭垃圾填埋库区 记者 王逸群 拍友 吴玉琳 摄

  第2步 巡山

  回到家后,连酱油醋都闻不出

  被塑胶膜覆盖的填埋场,绵延起伏,层峦叠嶂。从一座垃圾山翻越到另一座垃圾山,55岁的铺膜工王国富如履平地。

  时不时,他会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记号笔,在塑胶膜上画一个圈,并扯开嗓子招呼同伴:“有漏洞,快过来补喽!”

  同伴从附近的“山头”纷纷赶来。有人推着柴油发电机,有人扛着焊枪,几十秒钟后,一支分工严密的“修补小队”开动了。

  他们先拿出一块事先裁剪好的塑胶膜,覆盖住破洞,再沿着交接处仔细焊接,将两部分塑胶膜紧紧黏合,最后检查气密性,“补洞”过程才算完成。

  “走咯!”一声吆喝,大家又四散开去,成为垃圾山上一个个孤独的“小黑点”。

  “铺膜还是简单的,修膜最麻烦了。”袁建良对我们说。

  天子岭填埋场的总面积达23万平方米。以每张300平方米计算,这里至少覆盖着700张塑胶膜。风吹雨淋、气候变化、垃圾中的金属等异物,都有可能造成塑胶膜破损,导致异味泄漏,影响沼气收集的整体效果。

  对铺膜工来说,除了为垃圾“穿衣”,他们得把更多时间,花在为“外衣”寻找和修补破洞上。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检查修复塑胶膜与沼气输送管连接处的缝隙,以确保密闭性的最大化。

  这项被戏称为“巡山”的工作,王国富一干就是10多年。每年,他在垃圾山上的步行距离超过3000公里,大约相当于杭州到北京打个来回。长期“巡山”,任由风吹日晒,他的一头黑发已熬成花白,脸上遍布沟壑,手上还长满了厚厚的老茧。

  与垃圾长时间近距离接触,还让王国富的嗅觉失去了灵敏。“一天工作下来,吃的东西坏没坏,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回到家后,甚至连酱油、醋都闻不出来。” 王国富说。

  相比“穿衣”,“巡山”不用直接面对大量垃圾,异味的侵袭也应较少,是否会容易一些呢?跟着王国富,我们“巡山”1小时后才发现,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由于脚下全是各种类型的垃圾,有时坚硬,有时却异常柔软,我们的步子时深时浅,始终无法踩稳,有时甚至会一脚踏空,踉跄着几乎摔倒。走在垃圾山上,还得注意避让污水坑。可以说,每前行一步,都是对体力与平衡能力的挑战。

  冷不丁出现的异物更是一种危险。“如果被垃圾中埋藏的异物伤到脚,很容易引起发炎感染。”王国富对我们说,其实铺膜工穿的都是特制的胶鞋,底部和脚面镶嵌着坚硬的钢板。可如此“全副武装”的代价,就是胶鞋的重量大大增加,每双足有5公斤重。我们试穿着走了几步,就感觉脚已经抬不起来了。

  更要命的是高温和暴晒。地处室外,阳光直射,“巡山”时如果把自己包裹严实,容易脱水中暑。可如果抛开防护,又随时存在被晒伤的风险。因此,铺膜工人人随身携带藿香正气水、人丹,并保持大量饮水。王国富对我们说,盛夏“巡山”时,他平均每天要喝掉6大瓶水。而喝下去的水,几乎全部成汗水,蒸发到了空气当中。

  日复一日“巡山”,每位铺膜工都炼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一个硬币大小的破洞,他们往往在五米开外就能发现。坚持不懈的查漏补缺,也将成千上万吨垃圾产生的异味,最大限度地阻隔在了塑胶膜下。

天子岭上的铺膜工匍匐铺膜 记者 王逸群 拍友 吴玉琳 摄

  第3步 变宝  

  耐住寂寞,换来万家市民洁净

  “最近一年,我把天子岭填埋库区的沼气收集量提高了50%!”

  骄阳下,1995年出生的唐攀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把声音提高了八度,眼里透着兴奋。

  在这群平均年龄50岁左右的铺膜工中,戴着黑框眼镜、脸蛋白净的唐攀显得十分特别。去年5月,毕业于衢州学院环境工程专业的他,作为专业人才被天子岭垃圾填埋场的管理部门——杭州市环境集团引入,成为这里的一名技术型铺膜工,负责填埋库区沼气收集管理的设计与调整。

  唐攀说,他的任务,就是加快“变废为宝”。

  在天子岭填埋库区,埋藏着数千根沼气收集管。通过塑胶膜的密闭作用,垃圾发酵产生的沼气,通过收集管,被输送至填埋库区旁的沼气发电站。每天,这里通过沼气转化发电,可为杭州提供约30万度的宝贵电能。

  “之前,由于管路损坏等原因,天子岭沼气的转化率始终上不去。” 袁建良告诉我们。

  酷热中,唐攀一手拿本子,一手拿笔,两边裤兜里各揣一瓶水,花了3个月时间天天“巡山”,甚至记下了垃圾填埋库区每一根沼气输送管的位置。开头几天,异味熏得他吃不下饭,偶尔回家,也被家人埋怨:好好的年轻人,为什么整天要和垃圾打交道?

  可唐攀始终没有放弃。从租住小区到天子岭,他每天“两点一线”,不是在垃圾山上转悠,就是窝在家里画图。又过了1个多月,他拿出了一套新的输送方案,里面妙招真不少。

  比如,垃圾填埋区的一些分支输送管与主管距离过大,会影响输送。于是,他通过调整输送方向,就近与主管对接,就大大提高了效率;

  又如,部分管路因常年输送潮湿沼气,导致积液堵塞。他利用功率原理倒推,找到“堵点”,可使管路顺利恢复正常运作……

  截至今年上半年,天子岭垃圾填埋场的沼气收集量,从去年同期的每小时1.2万立方米,提升至每小时1.8万立方米,并仍在不断提高中。这既减少了异味的散发,又扩大了电能的产出,可谓一举两得。

  “虽然工作环境艰苦,工作性质单调,个人生活也不太方便,但什么工作都是要有人来做的。既然现在我在做,就得把它做好。”对于自己的铺膜工身份,唐攀显得很超脱,却又回答得很实在。他还告诉我们:自己的“巡山”还在继续,脑子里还有很多新方案,“想要变废为宝,就要耐得住寂寞”。

  天子岭一日,我们也清晰地聆听到,每个铺膜工的心声。

  袁建良把24岁的儿子,推荐到填埋库区旁的发电站工作。工作时,父子俩时不时会在垃圾山上碰面。

  “我觉得这个工作挺好的,要做一样爱一样,有自己的使命感、荣誉感。我们愿用自己一身脏,换来市民万家洁。如果有需要,我会一直干下去!”挥别天子岭时,袁建良的这番话,深深地烙在了我们的心头。

天子岭上的铺膜工 记者 王逸群 拍友 吴玉琳 摄

  【记者手记】

  人人动手分类

  破解垃圾困境

  天子岭上5小时亲历,给我们带来的是“观”与“感”的震撼。

  嵌入衣物纤维的异味,回程时地铁上遭遇的异样眼光,反而更让我们对铺膜工群体肃然起敬。

  这支平均年龄50岁的队伍,日复一日坚守在垃圾填埋库区,与高温、潮湿、恶臭反复缠斗,需要极大的决心与勇气。他们说,这是使命感与荣誉感;他们也说,这是磨砺自我;而我们明白,这是一份对职责的恪守,更是“为大家,舍小我”的牺牲。

  感动的同时,我们也有担忧:肯做这一行的人越来越少。有位铺膜工向我们道出隐忧:每年,天子岭垃圾填埋场都有年轻人来实习。但很多人待了两小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他们退休后,可怎么办?

  杭州市环境集团数据显示,2018年前,天子岭的垃圾填埋量一直呈逐年上升趋势,2017年更是达到日填埋9000吨的高位。越来越多的垃圾,不仅让铺膜工的任务更加繁重,也屡次令天子岭库容告急。当铺膜工问“未来若没年轻人接班,天子岭的垃圾该怎么办”时,每日在生产垃圾的我们,是否也该好好地问自己:面对这场垃圾的困境,我们该做什么?

  8月1日,《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通过。杭州在多年推行垃圾分类的基础上,通过地方立法的形式,将垃圾分类推向了法治化。我们也希望,人人动起手来,认真参与垃圾分类。这不仅是为了这群默默付出的铺膜工,让他们少受高温与异味的煎熬,更是为了建设美丽杭州,让我们生活的城市远离“垃圾围城”。

  我们始终记得王国富的愿望。他说,垃圾分类,就是给填埋场减负。也许有一天,那些已填埋的垃圾,还能拿出来重新利用,“那时,天子岭将会变得鸟语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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