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到2020年底前，杭州等46个重点城市在城区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从2000年成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开始，杭州已与垃圾“斗争”近20年，期间积累了经验，也走过一些弯路。如今，垃圾革命“烽烟再起”，强制分类的时限越来越近，杭州如何打赢这场硬仗？连日来，记者走访余杭、萧山、江干等地，在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大背景下，解析垃圾分类的现状与未来。

　　末端处理能力欠缺

　　如何连起断点

　　今年以来，细心的市民已经发现，马路上的垃圾清运车分成了两种颜色：绿车运绿桶、黄车运黄桶。截至3月底，全市所有垃圾清运车已完成颜色、标识的分类配置，以提升识别度。

　　自2014年底首次提出生活垃圾“三化四分”概念以来，杭州试图通过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分类利用、分类处置这个链条，实现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

　　然而，随着试点工作的不断推进，不少市民发现，认真分类后的垃圾，最终却被同一辆垃圾车同时运走。这种“前端分类投放、末端混运混处”的做法，严重挫伤了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导致垃圾混合处理的关键因素，是末端处理能力不足。即使分类收运了，最后还是统一焚烧、填埋。”杭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监管中心主任张平说，在分类较好情况下，杭州市每天能产生餐厨和厨余垃圾2400吨，但目前的集中处置能力只有每日800吨，“由此，整个链条就出现了‘断点’。”

　　这种“断点”，既源于前端分类收运上的不够精细，也有末端处置上的能力不足。在总结杭州垃圾分类推进工作得失时，张平得出结论，“改变末端分类处理方式是提升处置能力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杭州在提升末端分类处理能力也下足功夫。临江环境能源工程已于去年开工建设，预计2020年底建成投运，每天可焚烧处理生活垃圾5200吨；餐厨、厨余的资源化处理项目也已列入规划。

　　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部分县区已在“自谋出路”，尝试厨余垃圾的“就地处理”。

　　每天清晨，位于余杭区东湖街道孤林村的厨余垃圾处理站就会忙碌起来，5辆绿色垃圾清运车陆续驶入，3套垃圾处理设备24小时不停运转，将南苑、临平、东湖等街道每天产生的30吨厨余垃圾处理成降解物。

　　余杭区是杭州全市的垃圾生产大户，垃圾生产总量占全市的22.5%，2018年达92.39万吨，日均2531吨。在提出“建设全国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示范区”的目标以后，在杭州“四分法”基础上，余杭还在城市小区施行“干湿两分法”等举措，来尽快普及前端分类。

　　“引进‘虎哥’后，全区干垃圾的收运已覆盖24.5万户居民，每日垃圾减量超250吨。但湿垃圾的处理一直是短板。”余杭区城管局副局长吕云丽说，按照估算，余杭区日产厨余垃圾量就有800吨至1000吨。

　　2017年起，余杭在各镇街逐步建设湿垃圾分散式就地处置点，目前已建成运行33处，覆盖所有21个镇街，日处理能力达243.5吨。实现厨余垃圾就地处理设备全覆盖。

　　“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前端的分类投放、分类收运，到末端的处置、利用，必须环环相扣。”余杭区副区长王艳勤说，在逐渐提升末端处理能力之后，余杭开始不断规范生活垃圾的投放、收集、运输环节，逐步实现全链条、全周期治理。

　　从大户商户到千家万户

　　如何落实责任

　　2019年以来，王富强开始变得“斤斤计较”。作为江干区凯旋街道城管科长，他每个月都要仔细计算垃圾产生量。这份压力和计较，不仅源自上级部门的考核、抽查，更来自一本实实在在的收支账。

　　“2018年，来自居民和企业的垃圾清运费为420万元，但我们实际支付的清运费却是512万元，亏损了92万元。”王富强说，2017年以前，垃圾清运费都是由市政府统一结算的，去年开始，垃圾运输管理权从市级下放给各县区，“垃圾分类减量做得好不好，直接和财政支出挂钩了。”

　　直接的利益相关，让各地推行垃圾分类工作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数据显示，2018年，凯旋街道共减少垃圾490多吨，按每吨240元的清运费计算，相当于节省支出近12万元。而今年1月至3月，街道垃圾减量就已达351吨。

　　“从某种意义上讲，垃圾分类是一场基层治理的群众战争，只有建立一套有效的社会动员机制，才能调动全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张平说，杭州正通过构建责任落实体系，让垃圾分类与全民相关，真正变“要我分”为“我要分”。

　　机关单位的垃圾分类情况，首先被纳入监管体系。

　　“垃圾分类和奖金挂钩！”2018年开始，萧山把垃圾分类工作纳入综合考评体系。垃圾分类的成果既关系到各单位的考核排名，也直接影响工作人员的奖金收入。区垃圾分类办还实施“周评定、月通报”制度，每周对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开展分类等级评定，不同等级挂不同牌子，分类不合格还要被通报、曝光。

　　今年3月开始，余杭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每天“扫楼”，抽查区政府大楼各个楼层的垃圾桶，一旦发现垃圾分类不到位，立即拍照留档，并在“曝光台”上通报。除了区政府大院，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学校、医院等公家大户，也要接受区城管局牵头的垃圾分类投放巡查。

　　3月26日启动至今，余杭区城管部门共检查公家大户（政府机关、学校、医院等）494家次，垃圾分类平均准确率为77.5%，“通过两个月的宣传、巡查、曝光等，各单位垃圾分类投放情况都有了较大的改善。”

　　垃圾分类的责任，如何从公家大户，落实到店家商户，最终传导到千家万户？

　　最近，杭州各大城区的城管部门已纷纷启动“拒运模式”：对垃圾桶设置不规范、垃圾混装混投的店家商户，开出罚单、拒绝清运。3月27日，位于西湖区余杭塘路的浙江省某研究院，就收到了今年西湖区首张生活垃圾拒运单。在其整改到位之前，直运公司将不再清运他们的生活垃圾。

　　据统计，仅2018年，全市就实施拒运25例，办理行政处罚案件2811件，以法律为基础的责任落实体系正在不断完善。

　　最近，杭州市城管局正与市房管局等部门商谈，准备将垃圾分类情况纳入物业企业信用平台。垃圾分类好不好，将直接影响物业企业的评分等级。“通过落实物业企业的责任，可以撬动并推进大量小区的垃圾分类。”张平说。

　　溯源与识别

　　如何迈向智能

　　每天早上，萧山区城厢街道金辰之光小区里，每栋居民楼下的收集亭里都整齐摆放着一排排装有易腐垃圾的小绿桶。只要一过清运车上的电子秤，桶上的户号、易腐垃圾重量等数据，就会被记录到底部的“智能环”上，传输到每户居民对应的“垃圾分类智能账户”，并由萧山区生活垃圾“智能大脑”——生活垃圾智能监管系统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

　　小区花园的数字化服务亭中，小区每天分出来的易腐垃圾总量、家家户户分类是否准确，全部由生活垃圾智能监管系统记录并提供实时动态数据。

　　随后，小绿桶内的垃圾被收集运送到小区内的集置点，由易腐垃圾收运处置企业统一装车、称重。每辆收运车都安装了定位系统，车辆信息、行驶路线等都会被智能监管系统实时记录。收运车到达易腐垃圾资源化处理企业后，厂房外的地磅系统还会对收运车重新称重。每次称重都会被录入“智能大脑”。只有电子秤、集置点、地磅系统3次称重数据都对得上，整个收运过程才算圆满完成。

　　2018年8月以来，萧山开始大范围布点该系统，接入垃圾从源头到末端的三大环节数据，目前已覆盖417个小区共19万户居民。

　　“智能监管系统把垃圾从源头到运输再到末端处置利用的过程，全部呈现出来，不仅实现了监管目的，更让居民看到了分类的实际效果。”美丽萧山建设办公室（垃圾分类办）相关负责人说，自智能监管系统上线以来，全区日均易腐垃圾收运量从2018年8月初的130余吨，增加到目前的300余吨，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率、准确率明显提高。

　　以数字化技术推动全链条监管的做法，同样被余杭区采纳。2018年底，余杭设计推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评价系统，今年开始在全区推广使用。

　　王艳勤介绍，此前，分类情况无法追踪、居民责任无法追溯曾是城市垃圾分类全面推广的一大阻碍，“通过数据应用，实现信息的溯源识别和精准搜集，将是破解上述难题的一大方向。”

　　自去年10月22日实施“一户一卡一码”以后，余杭区龙兴社区毓秀家园小区的10名垃圾分类志愿者，只需扫码就知道哪家分得好不好，再也不用挨家挨户上门检查。现在每天接到上门劝告的仅有两三户居民，垃圾分类的准确率也提升到95%以上。

　　从此次调查结果看，目前，我省正处于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关键期，无论是前端分类环节、中端运输环节还是末端处置环节，都需要强化各方法律责任。而大数据技术在垃圾分类领域的广泛应用，将为上述法规的实施清除操作层面的障碍，真正将垃圾分类推向法治阶段。

　　【浙江新闻+】

　　让垃圾成为资源

　　据统计，当前我国三分之二以上的城市深陷“垃圾围城”困境，很多城市已无处填埋垃圾。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不断探求可行的治理方案。

　　2000年，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桂林、广州、深圳、厦门等8个城市作为试点开始推行垃圾分类；2017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到2020年底前，杭州等46个重点城市在城区范围内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市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考察时指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新时尚；2019年1月21日，国务院印发《“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

　　垃圾治理不仅是我国城市发展的短板，而且正带来持续的环境压力，遏制垃圾增长趋势刻不容缓。然而，居民知晓率和参与率的巨大反差折射出“垃圾治理”的短板。居民前端分类的辛苦因后端的“混装混运”“混合处理”而徒劳无功，大大降低居民参与前端分类的积极性。因此，补齐短板、修复“断裂的链条”成为城市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垃圾分类不等于垃圾治理，更不等于垃圾减量，它只是垃圾处置链条的一环，并且，其有效性还取决于后端的有效处置。很多城市在治理垃圾的过程中仅仅关注了源头分类环节，似乎只要居民分类了，垃圾问题就解决了。殊不知，缺乏中端的分类运输和后端的分类处置，前端的源头分类就会流于形式，毫无意义，更遑论减量了。

　　从整个垃圾治理体系来看，“断裂的链条”首先要修复的应是末端的资源化利用环节。因为，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只有培育起后端的资源化利用能力，建构起从垃圾产生到资源利用的再生资源循环的闭环体系，垃圾才能成为“错放”的资源，“无废”才能可期。

　　在这个系统中，政府所要做的就是撬动后端，比如通过税收减免和财政支持等手段支持资源化利用企业的发展。

　　只有当后端产生需求，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前端的分类才能有意义。居民看得到自己劳动的成果而产生分类的积极性，才可能从被迫分类走向主动分类。余杭区“虎哥模式”对于“干”垃圾治理的成功和萧山区对于“湿”垃圾治理的成功无不是基于后端比较完善的资源化利用能力。

　　我们很难在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达到日本和德国那样精细的分类程度。只有修复垃圾分类这一“断裂的链条”才能对居民提出强制分类要求。从易到难，分阶段逐步培养居民良好的自觉分类习惯，垃圾分类难题才能逐步攻克。

　　（作者徐林，系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首席专家，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