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是一个始终无法回避的话题。“让老年人拥有幸福的晚年，后来人就有可期的未来”，2019年度政府工作报告对养老问题的描述，一字一句扣人心扉。当前，浙江老龄化发展态势迅猛，老年人口比例已高达21.77%。“今天，我们如何养老”的问题，已真切地扑面而来。
　　连日来，记者在浙江老龄化程度较高、老年人口最多的杭城展开实地走访、问卷调查。杭城老人的养老现状如何？对晚年生活有着怎样的期许？又有哪些难题需要破解、哪些做法值得推广？从3户老人的养老选择到497份调查问卷，我们努力为“幸福的晚年”寻找路径和注解。

　　第1户

　　丈夫：潘根生　85岁

　　妻子：贺　鑫　82岁

　　居住地：华家池社区

　　养老方式：居家型

　　不想给孩子和社会添麻烦

　　但最怕哪天身体撑不住了

　　华家池34幢很难找，就连一直住在这里的老人们，也说不清门牌号；但华家池34幢又很显眼，因为一问杭州首部加装电梯在哪，老人们都会遥指一处。去年，华家池社区联合多个部门，为老人们加装了电梯。作为本幢加装电梯的发起人，今年85岁的潘根生对自己的养老问题，从心态到生活方式都门儿清。

　　潘根生和82岁的老伴贺鑫从浙江大学退休后，仍一起住在这处90平方米的房屋里。最近几年，他俩不同程度地遭遇着岁月的侵蚀：自己两年前摔了一跤，伤了脊椎骨，听力也大幅下降；老伴糖尿病日渐加重，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摔伤了膝盖，整日与床相伴。两个儿子各自有小家要照顾，无法时时刻刻陪伴其左右。

　　这样的养老画像，其实是杭州大多数老人晚年生活的写照。“不是没有考虑过请保姆和去养老机构。”在自己卧床期间，潘根生聘请了一位住家保姆，但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吃得清淡，她要多放油盐；我们喜欢安静，她睡觉打呼噜。”潘根生和老伴还发现双方生活习惯不同，但又不能要求对方也跟着走，彼此谨慎小心地相处着，“对她们来讲，这只是一份工作，做不到心贴心。”

　　眼看3个月到了，老人便辞退了保姆。儿子一看保姆解决不了问题，又向老人提出了去养老机构的建议。巧合的是，两位老人也在动这个脑筋。“我俩退休工资加起来每个月有1万多元，要住就住好一点的养老机构。”潘根生便拖着老伴赶往位于良渚的随园嘉树护理院考察。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们坐着地铁1号线到良渚，下了地铁还要转公交车，实在是太折腾了。”他回忆说，这家主打邻里型养老的机构以公寓形式出租，5年租金30万元，此外每月护理费大约在1万元左右。虽然护理院有两室一厅的独立空间，也有其他老人做伴，还有令人羡慕的高端老年食堂，但吃饭要排队这一点，让潘根生着实不自在。而有洁癖的老伴看到所有人的日常用品需集中摆放时，也摇了摇头。

　　“你们身体越来越差，万一出事呢？要不去医养机构看看？”儿子们三番五次来劝，两位老人又踏上了考察医养机构的路。“那边只能每天测量血压，定期把我们送去体检，但生病不是定期的呀！”潘根生对此很无奈。儿子问：“要不我让媳妇来照顾你？”老人们又说：“算啦，老人要求也多，自家人一样开不了口。”

　　两位老人决定不再折腾，索性在家看看报纸、读读新闻、听听音乐。身体相对硬朗的潘根生，自然担负起照顾老伴的使命：每天早晨6时，他先起床为老伴做早餐，随后骑车到菜场买菜，赶回家后再为老伴熬中药，紧接着烧中晚饭；午休后和几个朋友煲电话粥，到了晚上看看电视。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人不服老不行。刚退休那会什么感觉也没有，我也不安分，到处旅游。社区里住的都是我的同事和学生，找个伴散步也很方便。”潘根生回忆道，但当周围老人都爬上80岁时，社区一下子安静下来了，“串门的同事少了，楼上楼下的同事说没就没了，老伴身体越来越差，也不允许我离开她的生活范围；孙辈长大读书，儿子们也不可能时常来。”

　　社区老年食堂，倒是为老人们减轻些生活负担。不过，在潘根生看来，菜品单一、口味偏咸、米饭过硬都是问题，并不适合自己的口味。此外，社区里没有老年活动空间，晚年生活还是稍显单调。他说，哪怕有些简单的运动项目也好，“再有个医养机构就更好了，可解决子女的后顾之忧……”

　　第2户

　　丈夫：王礼湛 　86岁

　　妻子：王灿荣 　86岁

　　居住地：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

　　养老方式：医养结合型

　　搬离冷清的商品房

　　在福利院里交了一群新朋友

　　“王叔叔王阿姨，身体怎么样，都好的吧？”在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2号楼某房间，这样的问候每天都会响起两遍。“都好都好，谢谢你们关心。”打开房门，王礼湛亲切温和的声音传了出来。这是他和妻子王灿荣居住在此的第3个年头。每天接受护理员和护士长的“查房”，已成他俩的习惯。

　　“我得过结肠癌，开过刀，心脏和腰椎也不太好。”与丈夫同岁的王灿荣还患有帕金森病，说话时手止不住地抖动。另一边，王礼湛也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等老年慢性病，“我们在半年里考察了五六家养老院，这里能提供医养结合服务，收费也适中，两个人每个月也就2000多元钱，所以决定搬进来。”

　　“之前住在单位分的房子里，周围都是认识的人，但年纪大后走楼梯开始喘了。2013年，在两个女儿的劝说下，我们换成了电梯房。”王礼湛说。

　　一套市中心崭新的电梯房，或许是时下年轻人梦寐以求的物质条件，但对王礼湛这样的老人来讲却并非幸事。他们感受到了之前在家属大院里从没有过的“槽点”。

　　“邻居都是小年轻，不熟悉也没话说，突然有种‘举目无亲’的感觉。”王灿荣随后又想去上老年大学，但问了一圈，“超过80岁就没有学校愿意收了。”更郁闷的是，由于场地限制，商品房所在的社区不太举办活动。这样一来，拓展交际圈的几条路都被“堵死”了。“冷清是当时最大的感受，这不是我俩想要的养老生活。”迎着早春和煦的阳光，王礼湛笑着对我们说。

　　耄耋之年，比起心灵上的空白，可能会出现的意外更让人担心。“2013年的一天，我推着自行车到地下车库去，车子没刹住，不小心摔了一跤，脸上划出一道大口子，鲜血直流。”当时，妻子出门去了，女儿过来最快也要半小时，王礼湛慌了神，捂着伤口一路走去浙大一院，“最后缝了十几针，你看，现在也有疤。”

　　此后，王礼湛和妻子动了去养老院的念头。不久后，在美国的小女儿也打电话来劝说。他说：“可能有的老年朋友不愿去养老院，但我们没有犹豫，很爽快地答应了。”2015年，王礼湛两口子逃离“水泥森林”，来到了杭州市社会福利中心，这一住就是3年。没想到，离开家的他们收获了内心的愉悦和满足。他们在这里结交新朋友，开办文化课堂，也会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手牵手出门旅游。

　　走进他们居住的小屋，两张朴素的单人床映入眼帘，冰箱、电视、洗衣机一应俱全。墙上，贴满了王灿荣的书法和绘画作品；桌上，摆满了王礼湛平时爱看的一摞摞书。比起在家时，王礼湛夫妇更爱往“外”跑了，因为住进养老院，他们惊喜地发现了“新大陆”。

　　这家福利中心住着1000多位老人，有退休干部、企业员工、工程师等。“我们找到了一个新的交际圈。”王礼湛还集结起各行各业的朋友，开办起文化课堂，定期和其他同伴商讨每期主题。王灿荣则加入书画班、唱歌班、太极拳班等兴趣小组。这天下午，她还打算和姐妹去看场电影。

　　和孩子的牵挂联系，没有因住进养老院而变少。前不久，福利中心给老人房间安上WiFi，王礼湛可以免费和小女儿越洋视频，每个月省下了100多元通讯费。大女儿每周来看望父母一次，带点蔬菜，聊聊家常。他说：“进养老院后，女儿对我们的晚年生活放心多了。”

　　不过，王礼湛两口子也发现，住在这里的老人们时不时会牙疼、关节疼，但福利中心里只有内科医生，不对症。他问：“能不能请社区卫生院以上级别的医院入驻，开设牙科、骨科等其他科室？”

　　第3户

　　老人：何思一 80岁 独居

　　居住地：下城区文晖街道

　　养老方式：居家和社区结合型

　　独居的晚年里

　　他在“被需求”中充实了生活

　　“越住，越感觉和流水西苑分不开。这里有人听我说话，有人需要我帮忙。让我一个人住养老院去，我也习惯不了。”

　　在杭州市下城区文晖街道流水西苑，记者遇到了年过八旬的独居老人何思一。面对如何养老的问题，他如是欣然作答。而跟着他在小区里逛一圈、社区里坐一坐，我们也发现，几乎所有人都会主动和他打招呼。

　　1987年，老何夫妇住进了流水西苑这间50多平方米的房子。20年前，老伴离去了。独身一人的老何，不愿意靠儿子养老。他说，自己每月有4000多元退休工资，虽不多但也够用。儿子来看他时，也会给些生活费，却总被他拒绝。如今孙子也工作了，老何更是无牵无挂。

　　独居多年的老何，未曾给我们一点儿孤独感，谈吐举止都落落大方，充满活力。深入交谈后，我们才得知答案。

　　老何的老年生活中，邻里互助、社区活动占了非常大的比重：他当过16年的楼道书记，支部党员每个月过组织生活，他都会积极发言；开设“老何理发室”，免费为老人理发十几年；写得一手漂亮毛笔字，不少老友会向他讨要福字和春联，每逢寒暑假，还在社区开书法班，教孩子们写字练字。

　　老何笑说，人老了，物质的需求已经很淡泊，但精神上的渴望往往更强烈——他习惯了“被需求”的感觉，做楼道党支部书记、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帮助和自己同龄的老人，都让他更加有“活着”的实在感。

　　“老何理发室”是他十几年的心血结晶。老何的理发手艺是年轻时当兵学到的。

　　2003年“非典”时期，小区里的老人都不敢出门，有些人头发长了也没地方理。老何看在眼里，便带着剪刀、推子和刷子，搬了两张凳子在自家单元楼下，开了个“露天理发室”，专门给老邻居们剪剪头发；后来，找老何理发的人越来越多，社区给老何在小区里找了一个小房间作为固定理发场所，每周二下午他会免费给60岁以上的老人和残疾人理发。

　　通过理发，老何和许多老人都成了朋友。岁月不饶人，掰掰手指，老何已送走了3个“老顾客”了——临终前，他们在病床上让子女、家人打电话给老何，想请他来帮忙理最后一次头发，“清清爽爽地走”。头发和眼泪一同掉落在被子上，这是最让老何难过的回忆之一。

　　作为老人们在生命最后年头里交上的朋友，老何最了解他们的心情：“为什么他们愿意把我当朋友，让我来送他们一程？其实社区很多老人的老年生活都很孤单，对他们来说，生活条件不一定要很好，但是能有人陪他们说说话、搞点活动，日子就能过得开心很多。”

　　有邻居会在私下里羡慕地说：“我家老人要是能有老何这么好的身体、精神，该有多好！也不用我们整天提心吊胆了。”

　　其实老何自己知道，岁数上去了，终究是一年不如一年的。“以前从没得过大病，4年前得了次急性糖尿病，整个人都‘垮’下去了。”老何说，别人眼里的硬汉也有软肋，每天要拿胰岛素针筒对着自己的手臂扎下去，心里的坎没那么好过，“当时我就想当兵时有多苦，还能输给一针胰岛素不成？心一横，就扎下去了。”

　　早晨6时起床，掐着谷电烧水，然后读书、写字、刻章、去理发室、开书法班……晚上10时半看完国际新闻上床休息。老何每天过着充实而自律的生活。

　　身体有状况了怎么办？老何对此也很乐观，他说自己兄弟姐妹多，孩子也会回来照顾自己，但他身边的人终究有些担心。

　　“社区老龄化的程度，大家眼睛都看得到。”流水西苑社区的社工告诉记者，“对于独居老人，很多社区都会组织定期上门看护，提供各类服务。我们社区的热心老人还自发成立了‘乐龄互助社’。但面对居家养老的难题，社区层面能做的事终究有限，老年人需要更多关注。”

　　【浙江新闻+】

　　“幸福的晚年”，应是什么模样？“可期的未来”，如何从当下构筑？

　　不久前，浙江新闻客户端联合杭州市民政局设计问卷，通过手机转发、实地走访以及委托社区等方式，就养老现状、意愿、建议等展开抽样调查。两个版本的问卷，各10个问题，抛向杭城的500个家庭，既问父母，也问子女。60岁至70岁的老人，30岁至40岁的中青年，是此次问卷调查的主体，也是即将面临养老问题的主体。我们希望从不同的角度，来寻找“老有所养”的答案。

　　最后收回的497份有效问卷，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

　　即便在养老产业蓬勃发展、养老机构不断升级的今天，近九成受访的杭城老人依然表示，他们更希望与家人一起居家养老。

　　听，父母的心声、子女的忧虑；看，杭州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