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浙江省将打造钱塘江诗路文化带作为建设“诗画浙江”大花园的重要举措来抓。常山县作为钱塘江源头县，有着一千八百年的悠久历史，到宋代迎来了最辉煌的文化高峰期，特别是宋诗数量可谓车载斗量、数量惊人，成为历史留给常山县最重要的文化瑰宝。在以“唐诗之路”著称的千里钱塘江上，百里常山江却偏偏以“宋诗”驰名，迄今发现的常山宋诗已有一千多首，堪称是一条罕见的“宋诗之河”。这一现象引起了我们的兴趣，经过研究分析，我们发现常山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有着特殊的人文历史背景。

　　常山本地的文人学子在宋代科举界异军突起。科举制度起于隋，兴于唐，并一直延伸到整个封建社会，直到清朝灭亡，方才废止。在隋唐及至五代十国时期，常山史料未见到有常山人考中进士的记载，但到了宋代，常山考中进士的人却一下如过江之鲫扎堆出现。常山历史上总共出过一百三十八名进士，仅宋代就占了九十六名。另外元代有六名，明代有二十九名，清代有七名。其中，宋畈乡汪韶“一门十八进士”；章舍贤良王氏“一门九进士”，被誉为“历朝笏满床”；何家乡江氏历代进士达到十九名，被誉为“一门三御史”、“九子十登科”。像这样多个家族扎堆考中进士现象，聚集于一个小县，在全国历史上也十分罕见。许多人包括学界一直以来都以为常山乃至浙西衢州，真正文化兴盛是“宋室南渡”、北孔南迁到衢州以后，现在来看是有所偏颇的，只能说南宋是第二个高峰期，第一个高峰期应该在北宋就已经出现。而且从考中进士的人数这一标志性的数据来看，常山在南宋考中进士的人数不如北宋时期多，这也证明了常山在宋代的文化兴起不是靠外来力量，而是原发性、内生性的。

　　常山在宋代名人辈出堪称空前绝后。北宋初年汪韶是常山历史上第一个进士，官至吏部尚书、集贤殿大学士。芙蓉章舍人王伟，比汪韶晚六年中进士。王伟之子王介，字中甫，仁宗庆历六年登进士第，应试直言极谏科，名列“贤良第一”（苏轼得第二名，苏辙得第三名）。王介与当时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等人交往甚密，是仁宗至哲宗时期著名诗人。王介和王安石在南京府学读书时是同学，有多首唱和诗存世。他去世后，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等均为他写了挽诗。王介的儿子王涣之，与书法大家米芾志趣相投，交情很深。还有何家乡源口村为减民负沉籍于江的江景房及其后代江少虞、江纬、江袤，以治家格言之作《袁氏世范》备受世人推崇的袁采等，都堪称是宋代闻之如雷贯耳的名人。尤其是北宋灭亡、宋室南渡之后，大批来自北方的官员和名人“南漂”到了当时的常山寓居，使得常山更成为名人荟萃之地。

　　经济发达、寺庙众多成为“南渡”名臣文士的宦游寓居宝地。浙江西部历史上本是“东夷之地”。但“五胡乱华”以后，来自北方常山郡人为了逃避战乱，随东晋“衣冠南渡”逃难到当时的定阳县境内，他们的聚居地史称“常山乡”。由于这些人来自燕赵发达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因此常山乡很快繁衍生息、兴旺发达起来，影响越来越大，到了唐咸亨五年（674年）始设常山县，将县治也从原定阳县治（今何家乡钱塘村一带）迁到了常山乡。到了宋代，常山县经济发展已经相当发达，也因此才能吸纳和养活那么多追随“宋室南渡”从北方逃难到南方来的人。同时，常山在唐、五代及宋年间是南方佛教的中心，佛教兴盛，寺庙众多，《珊瑚钩诗话》卷二记载：“两浙、福建诸州，寺院至千八百区。”现今保存完好、香火不断的唐宋时期的常山古刹就有万寿寺、石崆寺、福田寺等多座，并出现过无相大师、桂琛禅师、了空和尚等历史上有名的高僧。宋人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许占寺院》记载：“南渡之初，中原士大夫之落难者众，高宗愍之，昉有西北士大夫许占寺宇之命。”由于经济富裕，寺庙众多，常山于是成南渡士人的重要安身之地。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寄居黄岗山万寿寺的“中兴贤相”之首赵鼎、两朝帝师范冲、魏征之后魏矼等史上著名的“三贤”。《常山县志》卷十八《建置·寺观》载：“永年寺，在县北三十里，唐大中十年间建，宣宗赐额，曰容车，宋雍熙改元更万寿罗汉寺，祥符六年改赐今额，赵鼎、魏矼、范冲避地南来尝寓此寺。”

　　水陆转运、舟车汇集的交通枢纽优势和风景秀丽的风光，吸引大批诗人流连忘返。常山江古称“金川”，自古以来就是水陆转运、舟车汇集之地，宋室南渡以后，更是两浙连接南方诸省的重要枢纽，繁华一时，古诗曾以“日望金川千张帆，夜见沿岸万盏灯”来形容当时航运之繁华。常山江又是一条景观之河，从石门佳气到十里长风，从紫港浮桥到招贤古渡，秀丽风光令人流连忘返，至今依然如故。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游历常山、在诗中描写常山的诗人有一百多人，尤其以宋代为最多，曾几、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朱熹等鼎鼎大名的诗坛巨匠均赫然在列。江西诗派的诗人曾几，在游历常山三衢山时写下了千古传唱的《三衢道中》：“梅子黄时日日晴，小溪泛尽却山行，绿阴不减来时路，添得黄鹂四五声”，成为曾几一生中最重要的代表作，更是至今古诗中描写衢州的知名度最高、衢州人传唱最广的作品。在诸多诗人当中，“南宋四大家”之一杨万里可以说是与常山情缘最深的大师级诗人。他是江西吉水人，又长期在杭州做官，因此多次来往途径常山，据考证写过与常山相关的诗歌多达四十几首，其中收入《诚斋集》流传于世的就有二十五首之多，很多常山古地名可以在他的诗中找到。

　　国破家亡、民族屈辱使得诗歌成为表述强烈爱国情怀的最佳载体。“常山现象”另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在普遍流行宋词的宋代，常山的宋代文学作品中宋词却很少，而绝大多数是宋诗。相当于在今天到处传唱港台流行歌曲的时候，常山这里却依然在唱红色革命歌曲。这种现象与当时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常言道“诗庄词媚”，宋词是文人书写风花雪月、抒发浪漫情怀的产物，当时是由青楼歌女来唱的，在北宋时由于社会稳定、文化繁荣，文人生活安逸富足，特别是大城市如汴京、扬州等地，可谓遍地青楼妓院，处处莺歌燕舞，因此宋词非常流行。但靖康之变后，文人们随“宋室南渡“逃难到南方，尽管常山经济发展与生活环境比较好，但毕竟属于乡野，再也找不到唱词的歌女，同时国破家亡、民族受难，他们也失去了填词的心情。而写诗最宜于言志，因此成为常山宋代诗人们抒发强烈爱国情怀、表达收复中原之志的最佳载体。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常山诗多词少的原因，同时也彰显了常山宋诗文化所承载、蕴藏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道德规范。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近年来，中央和各地对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来越重视，常山县也不例外。立足“宋诗”数量众多、文化积淀深厚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常山县积极与浙江省作出的打造钱塘江诗路文化带的部署对标看齐，响亮地提出了打造常山江“宋诗之河”的口号，把“宋诗之河”建设作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参与浙江省钱塘江诗路文化带建设、树立常山最具特色的文化品牌的战略举措，引起了各级领导和宋诗相关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对这一品牌的定位和特色给予了充分肯定。

　　常山江所代表的“宋诗”，是钱塘江所代表的“唐诗”的传承与延续。这与浙江省提出的“钱塘江唐诗之路”概念，既是积极响应对标看齐，又彰显常山自身特色。宋诗本身就是唐诗的发展、传承和延续，因而在文化脉络上是联系、统一的，常山江“宋诗之河”同时也是“钱塘江唐诗之路”的重要补充，极大地丰富了浙江诗路文化带的内涵。宋诗虽然影响不如唐诗﹐但对后世的影响仍然很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清代诗人蒋士铨《辩诗》中曾赞誉说：“唐宋皆伟人，各成一代诗”，这也反映了后人对宋诗影响和地位的客观评价。

　　常山江是宋代诗人与常山之间产生渊源的重要纽带。在宋代，常山被称为“两浙首站、八省通衢”，是浙江与南方八省之间往来的必经之地，而常山江就是其中水陆转运、舟车汇集的最重要的交通要道。它是一条水上航道，不是陆路，沿江风景秀丽，河埠渡口众多，南来北往的诗人们大多通过常山江认识常山、爱上常山、留在常山，忠简古渡、紫港古渡、招贤古渡等曾留下过陆游、杨万里、范成大、辛弃疾等名家脍炙人口的诗篇。如南宋大诗人杨万里，多次来往途径常山江，先后六次到招贤古渡，且每次都要驻留一段时间再离开。他写了数十首与常山有关的诗，尤其以写招贤古渡的诗最多。江景房、王介等常山本地文人名士辈出的大家族，也大多居住在常山江沿岸舟车便利之处。所以称常山江“宋诗之河”称为“河”，可谓名副其实，同时也寓意“常山宋诗就像河水一样多不胜数”。

　　宋诗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精神和历史价值。由于外敌入侵，民族蒙难，宋室南渡，时局飘摇，抗金、收复中原成为诗歌作品表现的重大主题，爱国诗歌的大量涌现，使宋诗在这方面成为超越唐诗并给后世以莫大影响的典范，也是这一时期常山宋诗最主要的特征。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同时也是常山宋诗最宝贵的特质。拥有家国情怀的“宋诗”，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在历史这本大书中，既可以找到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又能了解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常山宋诗中所抒发的爱国情怀、传统美德和民族精神，反映的正是广大民众深受内扰外患之苦而发出的期盼国家强盛的呼声，这与我们今天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文化传承和精神本质上是一脉相承、高度契合的，非常值得继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