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五千年前，良渚先民以勤劳为曲、信仰为歌，领唱着中华民族奔腾浩荡的历史之歌，积淀下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

　　浙江在线杭州频道携手钱江晚报、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小铲和五千年：考古记者眼中的良渚》连载，带你从记者的角度，贴身观察，追溯那些发现背后的人和事。　

　　敲开考古学家牟永抗的家门，老人正拎着袋子准备出去，一看到记者，他拍拍脑门：“哎呀，我记错时间了，以为你是明天来呢！”

　　可坐下来，聊起浙江考古走过的历程，忆起那些展现岁月印记的重要发现，老人的脑袋里，好似装着一本考古学辞典——

　　“1973年7月3日，我们坐着消防车去河姆渡车站”“二里岗发掘，我被分到C九区最重要的H111”……

　　每一个时间点，每一处墓葬的编码，每一次发现的陶片数量，在老人的心里，明镜一般。

　　2012年，牟永抗79周岁。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年轻人要为他做80岁寿辰，老人觉得不合适，“考古所比我年纪大的人很多，他们都不做生日，我怎么能做？不要做80岁，要做就做考古工作60年。”

　　他说，他是1953年5月5日调到考古所的，“古龄”60。

　　说着，老人兴奋地从书房里，找出了那天的照片，红色的横幅上写着：牟永抗先生80寿辰暨从事考古工作60年座谈会。

　　80大寿的生日会，硬是被老人开成了考古座谈会。

　　20世纪60年代以前，牟永抗便参与了浙江境内几乎所有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

　　随着湖州钱山漾、湖州邱城、淳安进贤高祭台等重大遗址的发掘，他探索出浙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面貌和发展序列，提出了太湖流域的原始文化是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参与了两次河姆渡遗址发掘，提出河姆渡一至四期文化的概念；

　　而在良渚遗址群各重要遗址被发掘后，牟永抗又围绕以玉器为代表的良渚文化，从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进行研究，阐述了良渚文化神崇拜、东方史前时期太阳崇拜等论点，重新提出了“玉器时代”的重要观点，推进了中国早期文明进程的研究。

　　60年，步履不停。问老人，是不是就在野外，跑了60年？

　　老人想了想，说：“我的立足点就一条野外作业，这是考古学的突破口。没有野外工作，就没有考古学。田野作业得来的新材料、新信息，才是解读历史的开始。

　　20岁那年，牟永抗第一次踏进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大门，便注定要和考古打一辈子交道。虽然当时，他连“考古”两个字，都没听过。（图2-5、图2-6）

　　参加考古训练班，吃冷馒头，冬天穿着单裤，睡在墓葬上，一次次的野外实践让他明白，原来考古还被称为“锄头考古”，原来“考古考古就是吃苦，吃不了苦就考不了古”，原来平底脚的人不能考古——因为需要走很多很多路。

　　可是，在牟永抗看来，中国考古学这条“路”，更要走进整个地球村中，找寻属于东方文明的耀眼曙光。

　　“我要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现在很多所谓文物鉴宝，都是背离考古学本质的。”

　　先生用手指“笃笃”地点着茶几，“考古学的科学价值，是重新认识历史，重现中华民族的过去，重新建立东方的观念形态，考古学靠的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力量。而不是说，这个东西，这幅画，值多少钱。听到这样的话比打我耳光还痛。”

　　工作中的牟永抗

　　（一）老和山遗址：“不是考古发掘，那是捡东西”

　　1952年6月，由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一期考古培训班开班。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大学设考古系，它被业内人称为“考古黄埔班”。1954年，21岁的牟永抗进入了第三期训练班学习。之前，他刚在杭州老和山遗址，完成了人生第一次考古发掘。

　　但课上老师的一句“老和山不是考古发掘，而是捡东西”，让他发现，考古不是那么简单。

　　记者和牟老之间有这样的对谈：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被分配到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时，对考古了解多少？

　　牟永抗（以下简称牟）：在这之前，我连考古两个字都没听过。报到还不到一个星期，我就被派去参加老和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就是现在浙大玉泉校区学生宿舍。

　　考古所的王文林是我第一个老师。发掘现场，前面有人负责挖，挖出一样就给我们看。王文林说是（文物），我就拍个照。但究竟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

　　记：参加完这次发掘，您就去了第三期考古训练班，训练班主要讲什么？

　　牟：训练班上了三个月，一半室内讲学，一半野外实习。

　　我们的老师有研究原始社会考古的尹达，教封建社会史的翦伯赞，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的裴文中，还有教奴隶社会史的郭沫若，都是全国知名的考古学大家。

　　记：您当时已经有了考古经验，在班里应该属于“老资格”了吧？

　　牟：是啊，我当时很为自己这一年多的“考古经历”自喜。

　　班主任裴文中先生上第一课时讲了中国考古学的历史。课间休息时，我就问：“裴老师，杭州老和山的发掘，你为什么没有讲？”

　　没想到，他大声回答：“老和山不是考古发掘，那是捡东西。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原来，考古学不是我想的这么回事。从此以后，我学习特别认真。

　　记：哪一次的考古发掘，是您真正意义上的“进入”考古学？

　　牟：考古训练班结束以后，文管会就派我去支援河南郑州的考古发掘。在郑州的那一年，才是我真正意义上考古的开始。

　　我参加了二里岗的发掘，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又一个商代遗址。我被分到C九区H111灰坑，这个灰坑里面，埋了七头猪，三个人头骨。人头骨上还挂了两串用鳄鱼骨头串起来的项链。

　　我蹲在单人沙发这么小的坑里一个礼拜中午吃几个冷馒头，冬天只穿单裤，为了御寒我学会了喝酒。晚上睡觉，就在一个宋墓上面铺床棉被。第二年夏天我才发现，棉被上烂了一个我人形状的大洞。

　　1954年9月，21岁的牟永抗（后排左二）与考古训练班三期四组同学们一起，在半坡遗址的发掘工地。

　　（二）河姆渡遗址：“保护文物如救火一般”

　　1973年，余姚河姆渡遗址被发现，11月4日，牟永抗参与了河姆渡遗址的第一次发掘和整理。无论是发掘人员的数量、学术素质，还是发掘规模，都超过了浙江境内以往任何一次考古发掘，也是浙江考古经历10年空白后，又一次野外实践。

　　1976年，牟永抗起草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的主要收获》1977年春，他主持并完成了三十余万字的《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河姆渡文化”的断代及其内涵在递交给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年会的《试论河姆渡文化》一文中，牟永抗提出了河姆渡一到四期文化的概念，对河姆渡文化的内涵、四个文化层之间的关系，以及与马家浜文化的比较及年代问题等进行了完整的论述。

　　记：河姆渡遗址当时是怎么被发现的？

　　牟：1973年，余姚文化馆的许金跃打电话给我，说他在姚江边上发现了石器和陶片，而且陶片是厚厚的、黑黑的。

　　当时，我马上给浙江省查抄文物清理组的周中夏汇报情况。他告诉我，刚好有同事在宁波出差可以去看下情况，第二天同事回杭时，就带来了发掘出的骨器、石器和陶片。大家都感到十分新奇，觉得应该进行抢救。

　　当天中午，我们到达余姚县城后，发现已经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可以去现场了。

　　文化馆馆长郑保民就向邻近的县消防中队借了一辆消防车，我们一行像消防队员一样单手紧握拉杆，侧身分立消防车两侧，到达离现场最近的河姆渡车站。

　　这种经历让我感到，保护文物真的如救火一般。

　　记：这次发掘，最重要的发现是什么？

　　牟：我们在编号T3的深沟里，发现了叠压在黑色陶片之上，还有一层以外红内黑泥质陶为代表的文化层。

　　这种泥质陶1957年冬在湖州邱城的下层被发现，当时被认作是浙江境内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那么现在在它之下的黑色粗质陶片，应该属于更原始的史前文化时期这是事先未曾想到的收获。这次发掘，彻底扭转了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考古学框架。

　　河姆渡、钱山漾、邱城这三个地方，经过测定，年代都比中原文化早，就此正式打破了“中原中心论”。

　　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它的发现被写入了历史教科书。

　　（三）良渚文化：“以地球村的眼光看待中国考古学研究”

　　1986年、1987年，以反山、瑶山为代表的良渚文化显贵墓地出土了大量玉器，牟永抗把“玉”的特性归纳为刚柔共济、温润淡雅。对于史前古玉与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牟永抗提出了独特的理论和见解。他重新提出了“玉器时代”的观点玉器时代是中华文明出现的独有特征。良渚玉器上的神人兽面图像，是从人格化向人形化演化中的东方太阳神。东方的太阳神是东方文明独立起源的有力证明。

　　古人追寻那一束温润淡雅的“光”，是东方太阳崇拜的物化，折射到尘世的代表，便是玉、丝和漆。这三种物质，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代表了东方温柔优美的生活方式，清淡雅致的精神世界。

　　记：在良渚文化的研究中，您重新提出“玉器时代”，如何解释这种提法？

　　牟：进入文明社会，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东方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玉和礼仪制度。

　　《说文解字》释“靈”字下面的“巫”，为“以玉事神”。玉是巫献给神的礼物，说明玉礼器在礼仪制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东方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良渚文化中的玉礼器，就是东方史前艺术的瑰宝。

　　但我提出“玉器时代”的核心是：东方观念里面，对“人神合一”的观点要辩证地看。它有推进社会前进的一面，也有束缚和落后的一面。所以，我认为以水为背景的东亚南部的文化，更能解读中华文明的起源。

　　记：您提出要以地球村的眼光看待中国考古学研究，为什么这么说？

　　牟：在浙江引进考古学以后，江南一带呼吁探索考古学的人，都不是学考古的。比如张天放，是学经济的。发现良渚的第一人施昕更，是学地质学的。

　　浙江地区的考古事业的发展，表现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通过历史资料，重新解读历史，获取考古学成果。这是在地球村的今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应该重新思考的东方观念和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