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五千年前，良渚先民以勤劳为曲、信仰为歌，领唱着中华民族奔腾浩荡的历史之歌，积淀下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
浙江在线杭州频道携手钱江晚报、浙江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小铲和五千年：考古记者眼中的良渚》连载，带你从记者的角度，贴身观察，追溯那些发现背后的人和事。
浙江在线-杭州频道7月11日讯（浙江在线编辑 王佳）1936年12月23日，这一天的《东南日报》上，有一篇题为《西湖博物馆在杭县发现黑陶文化遗址》的报道，做了这样的描述——
“西湖博物馆馆员施昕更，最近因调查杭县地质，在该县境内，发现黑陶文化遗址多处，遗址见于距地表约二公尺之池底，包含于黑色淤土层之内……考古家认为其为远古东方之固有文化，为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期文化重要份子，时代在殷商以前……并据施君在杭县一带屡次之调查，对于地层上蕴藏情形，已渐明了。”
这是目前可以查到的最早介绍良渚遗址发现的史料。
然而，80年前，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位只有25岁的清瘦书生，就是良渚遗址的发现者。人们更没想到，3年后，施昕更因为感染猩红热，英年早逝。
那是他28岁短暂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田野考古。
施时英的办公室在良渚遗址管理所，从办公室窗口望出去，就是莫角山遗址，也就是我们说的良渚古城宫殿区，相当于当时的紫禁城。离办公室的北面不多远，则是著名的反山王陵。他经常会想，爷爷施昕更是否也曾走过他窗前的这条路，在那片已经湮没在历史中的池塘、泥土里，寻找着良渚的星光。
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筹备处参事暨职员合影，右坐者为施昕更
（一）常书鸿教过他画画
施昕更并不是考古科班出身，但是，他会画画。
原余杭县（现为余杭区）文管会办公室副主任王云路，1990年左右因为建设良渚文化博物馆，去北京常书鸿家里恳请题词，常书鸿跟他清楚地提到，自己曾经教过施昕更画画。
1929年，杭州举办了第一届西博会，施昕更的绘画功底派上了用场，当上了西湖博览会艺术馆甲部的管理员。那年，他18岁。那时，艺术馆的馆长是林风眠。
1930年春夏之交，施昕更进入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从事地质矿产工作，除了绘图，他在西湖边、灵隐飞来峰、保俶山进行野外岩石标本采集工作。
1933年5月，施昕更发表《地质矿产组回顾与展望》，在文章第四部分，他写道：中国乃至世界最大之学术荒山也，科学发明之黄金世界也，研究材料俯拾皆是，未解决问题，多如乱麻，学术机关之责任，重大可知。
这是一个21岁的年轻人，对当时中国学术界的见解。
（二）一两片黑陶片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方向明，在《良渚考古八十年》一书的《发现》篇中提到，20世纪30年代，史前考古学在中国兴起，随着江浙财团的形成和发达，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挑战“江浙古无文化”的传统思想。
1936年5月31日，考古学家卫聚贤等在杭州古荡试掘了一天，博物馆命施昕更也去参加。
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考古工作，只不过对考古一向有兴趣，所以那些年来，他在浙江省各地调查地质时，也同时注意到了近代文化地层的研究。
施昕更觉得，馆里让他参加的原意，是要他去记载地层情况的。但是，在短短一天的发掘中，他发现搜集的实物在他的故乡良渚是司空见惯的东西，以一种长方形有圆孔的石斧居多，或者称石铲，以前他认为这是和玉器差不多的东西，所以没有去注意它。但是，其他的石锛、石镞等，他此前从未在浙江境内见到过。
就在古荡试掘第二天，他便迫不及待回到故乡良渚搜集开了。果然，除了石铲之外，他意外地又得到许多不同形式的石器。
得到了，是不是就结束了？
从下面这句话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个年轻人带着明确的考古目的——“我又觉得，以收购的方式，是太不科学化、太幼稚。”当时的施昕更这样说。
他想到利用河岸池底来观察地层的剖面，这是进行考古发掘最简单易行的办法。
7月，他又来良渚调查，经过多日的分区考查，他对于石器遗址的分布地点有了大概的了解，同时在枯竭的池底亲自捡到了不少石器。
11月3日，施昕更的第三次摸底有了突破。他在良渚镇附近棋盘坟的一个干涸池底，发现了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回到杭州后，他参考了各种考古材料，尤其受“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集”《城子崖》发掘报告的启示，悟及这些黑陶与山东城子崖黑陶文化，为“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
放下黑陶，施昕更很兴奋，这激发了他莫大的勇气与兴趣。我们后来知道了，这一两片黑陶，就是著名的良渚黑陶。
接下来，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的一个决定，定义了历史。
他对施昕更的新发现非常重视，馆方依照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古物保存法》第八条之规定，呈请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取得了发掘执照。
这一举动，并非个人行为，而是良渚文化的首次科学考古发掘。
当时发掘执照批下来的发掘时间，是1937年3月20日到6月20日。而施昕更的三次发掘时间，其实是提前了。事后，这位“耿直boy”这样解释他的“先斩后奏”：“我对于这遗址的研究，更加迫切，乃不揣谫陋，毅然负责做三次小规模的发掘工作，得到意外的收获，在江南考古工作上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吧！”
《良渚》考古报告书影
（三）一部考古报告
我们现在走进良渚博物院，可以看到有一个展柜，展出了施昕更良渚考古出土遗物，最右边，放着施昕更所做的名为《良渚》的考古报告印模。朴素的白色封面上，有个直白的主标题：良渚。
如果施昕更没有写这一部考古报告，历史的面貌或许会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为，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向学术界展示了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
那为何是“良渚”，而不是古荡、双桥，或者其他？要知道，施昕更当年调查、试掘列举的12处遗址地点，并没有一处叫“良渚”。
因为当时，施昕更考虑到，最新的考古报告都以地名为名，他也仿效了此种做法。“遗址因为都在杭县良渚镇附近，名之良渚，也颇适当。渚者，水中小洲也；良者，善也。”
施昕更凭借这部《良渚》报告，以及他在良渚文化考古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奠定了“良渚遗址的发现者”和“良渚文化的发现人”的学术地位。
施时英的抽屉里放着一本后来重新出版的《良渚》，但他现在不敢看了，“和爷爷比较一下，我确确实实差得太远了，很惭愧。他对良渚的情结……你只要读一读卷首语就知道了”。
书的扉页上写着一句话：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
“这本报告，是随着作者同样的命运，经过了许多患难困苦的历程，终于出版了……遥想这书的诞生地——良渚——已为敌人的狂焰所毁灭，大好河山，为敌骑践踏而黯然变色，这报告中的材料，也已散失殆尽，所以翻到这书的每一页，像瞻仰其遗容一样的含着悲怆的心情……”施昕更没有依常用考古用语写卷首语，而是字字溢满了悲伤。
“（民国）二十七年八月重印，昕更志于瑞安”，“重印”二字背后，又是一段波折。
一年前，即1937年4月他其实已经写完报告，准备在杭州印刷厂付印，后来因为制图版很费周折，照片制版交给了上海科学公司承印。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一声炮响，让所有人都坐不住了。西湖博物馆为躲避战火，必须南迁，可是此时，《良渚》报告还在印刷之中。
施昕更的脚，没准备迈一步。他独自暂避良渚，坚持继续负责印刷的工作。
战火还是烧到了杭州。1937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良渚》的印刷被迫中断，连已经制好的图片锌板也无法带出。
他不得不抛弃这间相依为命的研究室，但是他的手，没有离开过这份报告。“科学工作者必须以最后一课的精神，在烽火连天中继续我们的工作。”
施昕更把报告的校样寄存良渚，自己带着一部原稿，赶去博物馆所在的地方。
此时，博物馆已经迁到兰溪。看到稿子完好无损，馆长董聿茂决定，重新印刷，但由于战事紧张，博物馆只有两三百块经费，馆里还有五个工作人员需要生活。董馆长只好带着稿子冲到已经迁往丽水的浙江省教育厅，以珍惜学术著作为由头，要求拨款付梓。
秘书长看完稿子，同意由教育厅出资印刷。此时，陆路已经不通，只能走海路。温州是无法印了，只能去上海。于是，施昕更的好友钟国仪带着稿子，绕道温州，去了当时已经是“孤岛”的上海付印。同时，又委托卫聚贤先生校对。
此时，施昕更的次子建良患病，医治无效夭亡。
国难当头，在田野考古活动几乎完全停滞的中国，个人都难以保全的时刻，一部考古报告，竟活了下来。
讲完故事，施时英说了好几次“惭愧”，他现在的工作，似乎都是琐碎的事——有违章，有盗掘，他就要给村民做协调工作；一条河，这边能造房子，那边不能造，同一个组的村民想不通了，他就要喋喋不休地讲道理，“ 这里是良渚遗址重点保护区，这里是5000年的历史，你造房子肯定是不行的”。
良渚的村民们都知道，施时英是“铁板一块”。
祖孙俩隔了80年，脾气性情是一脉的。一个发现，一个守护。
“我以前不懂，可是这篇卷首语看了好几遍，他对良渚的这种情结……施时英突然说，“你知道我爸爸叫什么名字吗？施忆良。”
